乾隆早期各类艺术空前繁荣，所制瓷器承袭雍正朝典雅之趣，并逐渐转向繁缛风尚，华丽程度可谓登峰造极，有清一代皆无出其右者。《饮流斋说瓷》所言：“至乾隆，则华缛极矣，精巧之致，几乎鬼斧神工”。此时人们注重居室装潢，大量瓷板被用作插屏、挂屏、家具镶嵌，粉彩、青花应有尽有，雕刻、拱花也各尽能势。但由于工艺难度大，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，故大尺寸的瓷板传世罕见。
此四条屏构图复杂，远近高下意趣横生，所绘花卉、翎毛均细致入微，皴擦点染无半点偷手。牡丹锦鸡，富贵天下；鹭鸶荷花，高洁清丽；鹌鹑菊花，乐业安居；木槿黄雀；山家野趣。用彩丰富且过渡柔和，设色艳丽却决非艳俗，一派宫廷审美与文人书画的完美结合。四条屏上所有书法，皆与乾隆初年督陶官唐英字体吻合，钤印“陶”、“珍”二章亦属俊公所有，并极少以此种组合出现，更可辅证此套挂屏为供御之作；故不落私人名号。再三审视胎釉、彩料，大抵出品于乾隆初年无疑。唐窑之物可分三类：一为供御瓷器，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。另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，以表虔诚之心。再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，多见文房器皿，如笔筒、水盂，喜以诗文、印章入饰，署款唐英斋室名号，常见为“陶铸”、“隽公”、“蜗寄居士”、“古柏堂”等，本品落款为钤印“陶”、“珍”二章，且粉彩粉饰、布景构图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馆藏之乾隆官款器物如出一辙，应为上述所析之供御之物。四屏保存状态极佳，光彩靓丽，且诗书画印堪称文雅，当视其为唐窑时期挂屏类器物中翘楚。


唐英督陶历程


雍正六年（公元一七二八年），颁布了一条圣旨：“唐英内务府员外郎衔，驻景德镇御厂，佐理陶务，充驻厂协理官。”当时已经四十七岁的唐英，奉旨赴景德镇御厂佐理陶务。这是唐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但对于他本人而言，或许思绪更加复杂。这从唐英写于雍正八年（公元一七三○年）的诗作中可见一斑：“炎凉经两度，远客意悠悠。暑减连朝雨，风来一线秋。旅思常作病，良药不医愁。北雁生堪憎，乡书隔岁投。”一个北方大汉，或许并不适应南国潮湿清冷的秋天，回想北国秋日风和日丽，皇城金碧辉煌，待到开春大雁尚能南飞，而自己的留守却遥遥无期。
督陶的成就也和唐英的个人素养相关。他将制瓷工艺与诗、书、画、印相结合。在陶瓷品类的创新上，后来成书的《景德镇陶录》、《古铜瓷器考》等著作中，都大为赞叹：“厂窑至此，集大成矣”，称自唐英督陶创“有陶以来，未有今日之美备”的盛况。到雍正十三年（公元一七三五年），每年所花得烧造瓷器的费用达到数万银，制作的瓷器不下三、四十万件，数量巨大。为了迎合乾隆对新奇瓷器的喜好，唐英创烧出不少新奇的品种，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，也广受称道，他的陶瓷书法行云流水。而督陶官亲自画瓷器，这在陶瓷史上也绝无仅有。
唐英在雍正、乾隆两朝是精美工艺的总导演，而对他个人而言，二十八年辞别家人、远离皇城故土，甚至再也没回过沈阳老家。他以“陶人”自居，这个名称或许是他的唯一寄托。短暂离开一年半，重返故地履职之时，景德镇人夹道欢迎，唐英感泣万分，赋诗说：“青丝染霜回故地，何劳镇民夹道迎，衰翁有负众家恩，关外孑身吾陶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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